商人•甲骨文与审计

河南安阳，是我国历史上在夏朝之后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殷商的首都，被列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也是与现代汉字有渊源关系的最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的发源地；世界上最大的司母戊青铜方鼎也在这里出土。

“商人”一词的起源与殷商王朝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族人的祖先契，由于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到商（今河南商丘）这个地方，其氏族为商族。契的第六世后代王亥聪明多谋，“肇牵车牛远服贾”，他把牛训练得既能驮货物又能拉车，驾着牛车沿着黄河北岸到各诸侯国去做买卖，外部落的人把这些会做买卖的人称为“商人”，并一起沿用至今，王亥也被尊为中国古代商业的鼻祖。商汤灭夏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又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传说中的“殷商”成为信史，甲骨文的释读揭示了商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全貌，甲骨文的研究使汉字的发展变化找到了历史渊源。清朝光绪年间，有位古文字学者、大金石学家王懿荣，他当时是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因病从药店抓到一味叫“龙骨”的中药，此味中药不仅名字奇特，样子也特别，“龙骨”的表面居然还有一种看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药店中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比周朝金文更加古老的文字。后来，考古人员探寻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陆续在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刻有文字的龟类兽类甲骨，考古界将其命名为“甲骨文”，又称为“契文”或“殷墟文字”等。甲骨文作为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成熟文字，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见证了祖先的聪明智慧，延续了中华文明，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划时代意义。所以，考古学、古文字学大家郭沫若先生才由衷地感叹：“一片甲骨惊天下”。目前已出土了总共15余万片有字甲骨，其中含有4500多个单字，其中已经识别的约1500多个字。

在商代作为文字的载体除甲骨文外，还有纪录各类事项的简书。简书，即在竹片（木片）上面写字或刻字记事，用来写字刻字的竹片叫做“竹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意即商代已经有了记事典册。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册”、“典”的字形象展示出古代“书”的样子，当然帐簿亦属“册”的范围。当在竹简上写字出错的时候，用刀把竹简上的错字刮掉或者削去重写，“册”字后面加把“刀”，“删”字再现了当时修改的生动情景。

从甲骨文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商代经济监督活动的端倪。商代已经建立了税收制度，有了履行国家行为的“官厅会计”，出现了明确的会计凭证和简单的文字叙述式的记账簿，并设置相应的职官对贡赋税征收和开支进行审核、监督。商代还制定了《汤刑》，为征收税赋等财政经济活动监督提供了法律保证。商代宫廷设有“百官”，国家管理组织机构初具规模，其行政管理和监督体制分为“内服”和“外服”。所谓内服是指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内廷政务管理职官主要有“宰”和“臣”，与商朝王室和商王的关系极为密切，从甲骨卜辞看，“宰”和“臣”的职能中都含有带有审计性质的监督职能。《周礼》记载，自商代开始就有“冢宰”一职，主要管理政府财计事务。后来西周出现的具有审计职能的“宰夫”，其渊源则出于商代的“宰”。外服是指直接统治以外的地区。这些外服诸侯必须对商王朝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包括向商王朝贡纳人员、牛、龟甲、玉、弓等进贡物品，尤其是为商王室服役以及耕种藉田，更是关系到商王朝财政收入，商王十分重视，有时还亲自前往视察藉田。这些经济活动及贡纳过程都离不开带有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活动。

可见，商朝的会计核算、审计思想片断是中华民族在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的一颗宝贵珍珠。我们从其商贸繁荣、文字使用、简册记载、货币交换，以及社会经济监督管理等方面，依然能够梳理出商代审计思想的清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