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六大”是中共全会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选择苏联，是环境所迫，更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也就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的非常时刻于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因对大革命失败后急剧发展变化的形势认识不清，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有效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自然也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历史任务。面对残酷的革命形势，一些共产党员开始对革命的前途感到迷茫。如何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弄清此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攸关革命成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就非常严峻地摆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可以说，尽快召开党的“六大”成为这时“所有党员都在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攸关成败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不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内，都存在着认识上的重大分歧和激烈争论，难以认真加以解决。而“中国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在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会期间，未曾收到有关国际问题的任何决议”，当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国际驻华的重要代表，也就是说，得不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切实指导，即使能在国内召开“六大”，也难以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六大”召开前，中国革命正处于极端低潮期，整个中国大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环境极其险恶，很难找到一个能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同时也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共产国际六大及少年共产国际五大也将于当年春夏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方面均要派代表与会，逐一致决定党的“六大”放在苏联境内召开。

在苏联开会，经费困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据当时预算，召开党的六大大概需要花10万卢布。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由于“同国民党决裂后，党失去了一切特殊的经费来源”，各地党组织基本处于地下分隔状态，几乎筹不到活动经费；另一方面因白色恐怖而牺牲的中共党员达2.6万多人，坐牢的有6000人，都急需资金以供抚恤和营救，以致经费奇缺、入不敷出的状况就更加重了。1928年5月7日，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如此描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情形：“共产党人当然不应只关心改善自己个人的物质状况，但是党怎么能在同志们的最低生活费都不予保证的情况下来迫使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呢”。由于“缺少必要的经费”，党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可想而知，连开展革命活动和党员最低生活保障的必要经费都无法得到保证，要召开一次需10万卢布经费的全国代表大会更是不可能了。

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六大”的召开，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对苏区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经济委员会审查部和经济审查委员会，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审计局虽然为苏区审计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但这种审计毕竟属于工会内部性质的审计，审计作用和影响范围十分有限。而中共“六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对此后苏区审计制度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一，中共“六大”催生了苏区审计制度。“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关于财政部及其职能的设置决议，为此后的财政（经济）审查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审计处、中央审计委员会等政权组织建设，人民委员选举产生等提供了重要依据。该决议明确提出“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确立了党管苏维埃政府的基本方针。为起到垂范作用，根据“六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的规定，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前，中国共产党率先在党内成立中央审查委员会和省、县、市审查委员会，审计工作先从党内做起，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首先接受审计监督。不仅如此，受苏联审计目标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内部审计以反贪污浪费为审计重点目标，以纯洁党的组织，净化党的队伍，从而更有力地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在党内审计监督的率先垂范作用影响下，省、县、市各级苏区纷纷建立起审计（审查）制度。到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夕，各级苏区的审计（审查）制度基本形成，统一执行苏区《审计条例》的条件也已成熟。

其二，中共“六大”影响了苏区审计模式。“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的，深受共产国际尤其是苏联的影响。“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个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政治决议案》关于土地革命政策、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以及货物交易等经济政策，均因此受苏联影响。由此可见，在中共“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央审查委员会赖以存在的审计理论思想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此后建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无论是审计管理体制，还是审计的职责权限，审计监督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以及中央和地方审计机构和其他职能部门的设置等大多数都与当时的苏联模式相似。

其三，中共“六大”造就了阮啸仙。阮啸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审计长有其政治组织必然性，更与“六大”密不可分。

阮啸仙1921年入党，是当时入党时间最长且经受住残酷斗争考验的少数党员之一，多次领导工人和农民运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工作经验。中共“六大”上阮啸仙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十月革命前后，苏联审计监督职责一直归属于苏联监察机关，后为工农检查委员部。1928年，阮啸仙作为广东省党代表出席中共“六大”，由于路费困难和联络不便等方面问题，出席“六大”的各省党员只有广东和河南两省是经省党代会推选产生的与会代表，其他省份党员均为自发陆续前去苏联。中共“六大”的主要特色之一，是发展工人出身的党员进入党的领导层，而阮啸仙有多次领导工人运动的经历。这次大会上，阮啸仙分别在二十六日讨论政治报告和七月二日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时做了发言。凭借民意推选的党代表身份、任职监察候补委员和领导工人运动的丰富经历，阮啸仙继续当选“六大”中央委员，并成为刚成立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必然人选。“六大”后中央机关中曾一度设有审计处，阮啸仙任审计处处长，后由熊瑾玎继任。

“六大”结束后，阮啸仙没有和其他代表一起回国，而是留在莫斯科整理总结仁化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直到1929年春才奉命从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的半年，阮啸仙学习、总结、吸收了苏联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日后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制定审计条例，开展审计活动，取得审计成果等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

参考文献资料：

1．中国共产党“六大”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召开.人民日报.2010.7.3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8.7